1950年6月18日凌晨，被关押在台北的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，行刑前，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，陈仪说：“不必了，铭三，你要是念及旧情，就让行刑的士兵麻利点，打我头部。
1950年6月18日清晨，台北马场町刑场。67岁的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陈仪面不改色，对监刑官蒋鼎文说了最后一句话：“不必了，你要是念及旧情，就让行刑的弟兄麻利些，朝头部打。”随即枪声划破黎明的寂静。次日台湾各大报刊登载消息，措辞不外乎“逆贼”“叛徒”之类。
陈仪的反蒋之路并非一时意气。此人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，与蒋介石既是同乡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先后校友，回国后逐步成为蒋介石倚重的军政大员。从兵工署长到福建省主席，再到抗战后出任首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，蒋介石对陈仪可谓信任有加，1947年还授予他陆军二级上将军衔。
然而裂痕正是从台湾开始的。1947年2月28日，台北街头因查缉私烟引发民众抗议，局面迅速扩大为全岛性的“二二八事件”。陈仪一面与代表虚与委蛇应允改革，一面暗中急电南京要求派兵。
3月5日蒋介石亲下手令，调步兵一团和宪兵一营从上海驰援。军队登岛后，陈仪对民众展开严厉镇压，随即下令解散由各界组成的“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”。
台湾史学者估算，事件中被捕后遭屠杀的人数在一千至一万五千人之间，其中包括大量议员、医师、律师和教师等社会精英。镇压过后，国民党三中全会将全部责任推到陈仪头上。
1947年3月陈仪被撤职，5月黯然离台，返回大陆后改任顾问的闲职。这件事成为他与蒋介石关系从亲密走向疏远的关键转折点。
赋闲上海期间，陈仪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籍，思想逐渐发生转变。1948年8月，蒋介石因急需老臣坐镇东南，重新起用陈仪出任浙江省主席。但此时的陈仪已非昔日那个唯命是从的嫡系大将。眼看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接连结束，傅作义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，国民党政权颓势尽显，陈仪不愿浙江再遭战火，决定效仿北平模式，走出一条和平之路。
问题在于他这个省主席能调动的不过数个保安团、万把人，实在势单力薄。陈仪自然想到了一个人——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。
汤恩伯本名汤克勤，1924年想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却掏不出路费，陈仪不仅写了推荐信还每月接济五十块大洋，持续数年。汤恩伯感激涕零，将名字改为“恩伯”，以示终生铭记。
此后陈仪又把外甥女王竟白许配给他，并在蒋介石面前力荐，一路推着他从小参谋做到指挥几十万大军的方面大员。两人情同父子，陈仪甚至视其为义子。
1949年1月27日，陈仪特派外甥丁名楠携亲笔信赴上海见汤恩伯，信中直言请其“停止修筑战斗工事，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”。汤恩伯当面满口应承，约定数日后赴杭州详谈，转脸却将密信拍成照片，星夜送往已经“下野”回溪口的蒋介石。蒋介石阅后震怒，立即密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毛森相机处置陈仪。
一个多月内风向突变。1949年2月17日，国民党行政院宣布改组浙江省政府，陈仪被免职。几天后，毛森率特工闯入陈仪在上海多伦路的私宅，宣布将其逮捕。当年4月，陈仪被押解至台湾基隆，关押于旭丘宾馆，后移禁台北励志社。
关押期间，国民党财政部长俞大维、参谋总长林蔚等人前来探望，林蔚暗示他不妨写份悔过书向蒋介石认错或许可获自由，被陈仪断然拒绝。军事法庭最终以“煽惑军人逃叛罪”判处陈仪死刑，蒋介石于1950年6月14日亲批“枪决可也”。
行刑那天清晨，蒋鼎文让人端来酒食送行，陈仪摆手婉拒。他独自走上吉普车，到了刑场淡定站定，没有绑腿，也没有让人搀扶，只对蒋鼎文说了一句：“朝我头部打，麻利些。”然后转过身去，再不言语。枪声响过，他的身躯缓缓倒下。据他的后人回忆，陈仪留下最后一句话：“人死，精神不死。”
出卖陈仪的汤恩伯并未因这份“忠心”获得回报。蒋介石在日记中虽然以痛骂陈仪的口吻记录此事，对汤恩伯却日渐疏远。
1950年王竟白得知丈夫出卖义父的真相后，带着子女远走美国，至死未回台湾。汤恩伯在台沦为一个挂闲差的边缘人物，1954年赴日治疗肝癌时死在手术台上，年仅54岁。葬礼上虽然有挽联军号，却缺了蒋介石的身影。灵堂前妻子冷面相对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你的报应终于来了。”
蒋鼎文此后多次在私下场合对老友表示愧悔。而陈仪的骨灰被悄悄安葬在台北五股观音山一片竹林之间，墓碑不刻本名，只以他的号“退素”代称。2014年，距他离世已64年，后人终于将灵骨迁回大陆，安葬于杭州半山的浙江安贤园中。
陈仪生前写过一句话：“痴心爱国浑忘老，爱到痴心即是魔。”对于1950年那个夏天倒下的人来说，他确乎输了性命，但那一句“人死，精神不死”，却越过枪声和岁月，一直留在历史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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